其他被动性行政行为也是如此，申请人对自己具备的条件最清楚，并且持有有关的证据，所以应当为自己的申请承担举证责任。

梁氏说：必先定吾国将来采用何种政体，然后凡百之布置，凡百之预备，皆从此而生焉。在此期间，他颇倾向于起义后即行共和宪政。

④梁氏在清末，一直坚持这一主张。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本来追求的目标正是希望建立议院。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定本既颁，即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而这两种功能也确是立宪政体的最主要的目标。

梁氏所拟二十年实行宪法之期，人们皆以为太缓，即梁氏本人，亦改变初衷，希望速成。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一般而言，西方宪法仅列举公民基本权利，一般不规定公民义务，这是权利本位论的体现。

既然人民保留全部权利，自然无需再宣布保留个别权利。正因为如此，将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权力的借口。（一）压制未列举的权利？ 大体来说，以成文宪法来列举权利，遵循如下路径：将人权谱系中那些最为核心、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权利分离出来，按特定标准予以分类整理在宪法中表达出来，形成结构化的实在法人权体系。未列举权利作为宪法努力实现的目标，有着深刻而现实的宪法蕴含：这些权利虽未被宪法列举，但同样蕴含于宪法的权利保障精神之中，是宪法对于这些合理诉求的庄严承诺，构成宪法的奋斗目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本文原发表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 摘  要：当下中国的权利话语因缺少制度化的规范内涵，而易被滥用。它还可能引发如下担忧：通过宪法列举权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那些未被宪法列举的权利贬值。

毫无疑问，中国宪法不能被忽视的强烈而深刻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宪法权利有着与英美权利话语的不同含蕴。3如近期武汉发生的针对城管的诈尸维权闹剧，以及常见的医闹、碰瓷等现象，无一不是假借维权之名。在现代法治国家，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权利规范载体。应该承认，宪法至今没有找到妥适的处理之道，因而不可避免地从这个极端走向那个极端。

本文首先从当下有关未列举权利的检讨着笔。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宪法及其社会资源分配功能的狭隘理解，割裂了宪法与民主过程的内在关联。13需要澄清的是，本文所理解的宪法，不能被简单视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成文宪法，而毋宁是罗尔斯意义上的社会基本结构，也即划定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作所衍生的利益和负担适当分配的社会总体制度，在现代社会，即是宪法。而宪法及其价值，在未列举权利的逻辑下，却被认为存在着确定的缺陷，而弥补这一缺陷的宪法技术又由存在缺陷的宪法及其价值推衍而出。

此种理解，可维系宪法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消解通过宪法列举权利的诸种隐忧，亦可抑制权利因规范内涵缺失所致的泛滥倾向。7一如安东尼·德·雅赛指出的： ‘理应如此的权利若想进入‘已经如此的权利，一定需要一个有效的道义诉求。

参见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9页。18 罗尔斯指出：一种自由的价值在正常情况下依赖于对其他自由的规定。

对于公共安全的维护，同样会抑制到某些个体的自由。再如，对于社会权，则理解为需要政府扩张权力的积极权利，由此将其与自由权两相对立，其实，社会权和自由权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内在地统一于整全式的个体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中的，这种理解就不会先入为主式地将二者对立。如若宪法对社会资源可以满足的权利不作为，或资源总量增加但未相应开辟新的权利保护空间，相应权利诉求可经由宪法修改程序成为宪法要求（宪法观念的一种形式），敦促宪法进行相应修改。三、宪法列举权利的真确意涵 在当代实证主义占据主导的情形下，宪法列举权利，并非仅是宣示。在很多人看来，这些诉求对成文宪法提出了诸多迫切的修改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人权公约带有强烈的西方主导色彩，中国的权利评判不能绝对地以其为标杆。

而此点，则是一种基于宪法与社会结构相互适应的实质稳定观。义务与权利绝非简单的工具关联，如果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公民义务还承载了维系社会存在、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重任：如果说公民基本权利是从人的维度对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认可，那么公民义务则是从社会（共同体）的维度确认了那些旨在维系社会（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

概而言之，权利实现的实质是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果，而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当下中国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资源来满足权利诉求的情况下，便可通过得到普遍同意并在应然意义上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来划定各种诉求的先后顺序。就严格意义而论，人民不交出任何权利。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权利话语而言，如何能够超越学理意义上的思想引介而升华为当代中国的制度话语，更是当下西学东渐达致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趋势。张薇薇：《宪法未列举权利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页。

显明的事实是，未列举权利的技术方法并没有得到来自宪法程序的支撑，因而对于这一技术方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仍需证成。权利作为一种依赖社会资源投入方可预期的利益，进入宪法以获得享有社会资源的资格，显然是一种非常慎重且应具备厚重社会基础及历史渊源、并需要宪法全盘统筹的过程。（三）未列举权利的范围限定 未列举权利作为宪法努力实现的目标，其基础和前提应是最低限度的标准。而且，如果能够接受罗尔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两个正义原则之论述，那么，就会同意由此正义原则由建构的社会基本结构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

詹姆斯·M.布坎南亦对此有过经典论证，他更多的从制度改革的视角，认为作为经济的宪法秩序，内含有符合一致同意的改变规则的宪法规则，这种一致同意较之于多数决，更可注意到广泛存在的不同群体间分配冲突，从而由制度改革的价值减损（即牺牲部分群体的利益）转向一致同意的价值增益，克服制度改革的潜在受益者基于机会成本而拒绝对共同体所有成员都能产生净收益的倾向，进而实现帕累托效益。基于此，全面消除由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诸多不平等待遇，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中国宪法努力的目标。

中国当下的权利入宪主张日甚，鲜有质疑者，最新的一篇颇有影响的反思性文章，来自山东大学的姜峰博士，参见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第51-63页。[5]（P124-126） 应该注意，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公民权利均是作为消极权利的自由权，即要求国家权力不干涉或不作为的权利。

在当下社会资源积累已经初见成效、并进入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改革阶段，这一关于宪法的定义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是较为重大的。环境权入宪，不能止步于政治宣示，而要通过这种立法运作最终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具体环境权益。

由此追问，为何要通过宪法来列举权利？有些权利为何没有被宪法列举？进而，宪法列举权利和未列举权利之间到底有何不同？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关注构成本文的主体，对它们的回答，可以揭示权利的宪法内涵，也可为当下宪法所面临的诸多责难提供一个自洽性的解释。因此，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但要量力而行。不同类型权利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国家担负义务的不同。由此可见，宪法通过宪法权利确定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秩序，并以宪法体制确保这一分配秩序，因而可以说，宪法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根本法。

[1]（P51）权利绝非道德意义上的宣扬，在现实层面上，所有权利的实现都依赖于另一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具体包括公共资源和私人支出（国家义务与公民义务）。并且，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宪法及其体制，对于自由权的保护方式，迥异于西方宪法。

而未被宪法列举的权利，虽未获得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资格，但却是宪法努力实现的目标，这是宪法审慎考虑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的结果。传统的未列举权利的理解，尽管有相应的认定标准，但由于未涉及对各种诉求与社会结构之关联，而有可能使未列举权利被某些可疑诉求所利用，从而对宪法形成压力。

通过宪法来界定权利的规范内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未列举权利不能诉诸宪法以获得其救济，但是，这并不意味宪法对其置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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